不行，必须在节前抵达山西。如此紧迫的安排，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踏上山西之旅，心中喜悦满怀，笔锋舞动，墨香四溢，抒发胸中豪情。挥洒七律一首，寄托无尽心意，千里山川同声长吟。
十三载的京华时光匆匆流逝，/一半是辛勤的播种，一半是悠闲的漫步。/对于祖国，心中充满了愧疚，/未能留下丰硕的成果，/但这份遗憾，已深深刻印在历史的篇章之中。/回望往昔，一切宛如梦境般飘渺，/环顾四周，万物竞相绽放，色彩斑斓。/肩负着使命踏上西行的征途，心中毫无杂念，/愿将余生的力量，转化为微薄的贡献。
于是，我迅速投入了启程的准备之中，逐一整理行囊，并将公物与住所一一移交。在此之前，有人曾慷慨赠予我几幅字画，以及我珍藏的革命文物，诸如苏区的货币等，此刻它们都已分别赠给了相关博物馆，以确保得到妥善保管。而我那多年积攒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已全部上交给了国家。唐棣华的工作计划虽推迟了一年，孩子们依旧留在京城继续学业，我先行迁往山西，尽管如此，我已经做好了长期在此工作和安家落户的准备。
抵达太原后，我受省政府委派，负责农业领域的工作。我迅速提出，希望能亲自深入各县域进行实地考察，以便迅速掌握当地实际情况。于是，我首先踏上了晋南的征程，遍访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绛县、浮山、翼城、闻喜等十一个县，进行了深入的参观与访问，全面了解了当地的农业状况及农民的生活状况。我发现农村正逐步从过去的困境中走出，干部与群众都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不容有丝毫懈怠。带着满满的收获，我在年底前回到了太原。恰逢此时，山西省召开了省人代会，我有幸参与其中。在会上，经省委提名，我荣幸地被选为副省长。
会议落幕之后，我再次启程，目的地是晋西南的运城地域。我遍访了新绛、稷山、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平陆、夏县等地，最终回到了运城。这片土地在山西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粮仓”。往返历经一个多月，当我重返太原时，春节的脚步已然临近。在这两次的旅行中，我总共走遍了21个县。即便我已年过花甲，却也并未感到任何疲惫，因为我内心深处对工作的热情依旧炽热。
在岁末年初或春节佳节之际，听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犯有过错的传闻，我不禁心头一震，感到颇为惊愕。春节过后，正值旱季，我再次前往县里参与抗旱工作，此次的目的地是太行山区。当我抵达高平县，那些关于1939年的记忆便涌上心头。那一年，彭德怀同志从延安来到晋东南，我曾于平顺之地迎接他，并在高平地区与他重逢。那时，我们共同商讨如何应对国民党制造的摩擦，他的精神风貌是如此昂扬振奋。如今回想起来，不禁感慨万千，于是便创作了《江城子》一词，以抒发胸中的情感。
忆彭（江城子）
历经风雨情难舍。/虽不刻意思念，却情不自禁地回想起；/ 山川阻隔，/难以倾诉心中长短。
同此关怀两地间，/太行之巅，峨眉之冈。/梦中相遇亦温馨，/宛如往昔，战火纷飞场。
号角声声激荡，/震撼山川显豪壮。/富强军队梦终圆，/携手共勉，勿感忧伤。
自二月起，我投身于高平地区的抗旱事业，直至五月末才离开这片热土。我的脚步踏遍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在这段旅程中，我深入基层社队进行走访，有时不得不翻越险峻的山岭，汽车无法通行，我便只能依靠毛驴代步。期间，我有幸拜访了平顺的李顺达，并前往河南参观了红旗渠，对其建造的精巧与细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由衷地认为，县委书记杨贵确实为当地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此刻，“5.16通知”已正式公布。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事件的文件精神。高平县王副书记对我说：“黄老，我内心确实难以接受！这些行为均被定性为错误，我们日常中难免犯错，错误层出不穷。面对您的提问，我竟无言以对，只能选择沉默。”
此后，我回到了太原。那时，我已搬进了省府大院的宿舍。在闲暇时分，我随意地在街头漫步，却发现墙壁上已经贴满了大字报。一天，我在街头偶然遇到了杨尚昆，心中不禁既感到喜悦又有些意外。我们互相握手，闲谈了几句家常，得知他那时正住在太原饭店。他叮嘱我不要去探望，我亦深知他当时的处境颇为微妙，恐怕我的造访只会给他增添烦恼，于是便遵从了他的建议。
“‘海瑞罢官’一文刚被选为批判的焦点，被指为为彭德怀平反的依据，你们岂能避过这一罪责？”她刚结束在江西的“四清”任务，假期短暂，不敢逗留，立即返回了北京。不久后，听说她在8月份就成为了批斗的目标，被扣上黑帮的帽子，受到迫害的时间甚至在我之前。
紧接着，我踏上了对晋西地区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地的农业工作进展考察之旅。在离石，我有幸参观了贺昌烈士的故居。这段往返之旅持续了近一个月，直到七月才返回。然而，回到家中，却发现街巷间到处张贴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和传单。面对这种局面，我意识到不宜再外出，于是便日复一日地滞留在街头，翻阅那些大字报。偶尔，我会与住在同一院的刘副省长下一局棋，我们彼此间不言不语，因为实在难以理清纷繁复杂的局势，不知从何开口。那时，我对山西省委的负责同志并不熟悉，我的老友陶鲁笳也已经离任。国庆节期间，省委特意通知我不要参加任何会议。周围的环境愈发紧张，令人不安。尽管我曾在多个运动和斗争中有所参与，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来由与走向，我仍旧一无所知，感到极度困惑，对未来发展毫无头绪，内心充满迷茫。
“现在，我可以跟你们走了。”
在太原，学生们将我拘束了一整天，那似乎是一所社会主义学院。当天，负责照料我的小李送来了毛巾、牙刷等生活必需品。秘书也来探望过一次，这让我感到更加安心。入夜，我被安排睡在地板上。他们或许是想让我们这些身居要职的人体验一些艰辛，但这些年轻人又怎能理解我们当年在革命战争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呢？睡地板又何足挂齿？然而，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做法实在难以理解：其打击范围如此广泛，方式又如此混乱，这对国家和人民又会带来何种后果呢？
次日，我被押解至火车之上，遗憾的是并未能分得卧铺。幸运的是，他们表现出了相当的礼貌，准许我暂居于列车员的卧室内；想来这安排也是为了避免我与旅客们混淆，便于进行监管。火车在夜幕中抵达了北京。算来，自太原启程不过短短一年有余，便再次踏上了回家的路途，这情形实是令人哭笑不得。回首往昔，心中不免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
在北京车站稍作停留，我瞥了一眼墙上张贴的大字报，江青和陈伯达对陶铸的批判之声跃然纸上，得知陶铸也未能逃脱厄运。他曾从南方被中央调至中枢，成为文革顾问的关键人物，却如此迅速地遭遇了覆灭。此外，各种“打倒”、“火烧”、“炮轰”的口号标语四处可见，但具体针对哪些人，我已难以一一细数。
自那以后，我被带到了地质学院，四周密布着众多学生，他们似乎在暗中观察着我。我选择与他们对话，希望能从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其中一名学生透露：“薄一波也被我们抓获了，这是我们的大功。”他的话语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自豪。我原本期望利用这次机会劝告他们保持理智，然而，他们已被所谓的“革命”热情所包围，对我的“大黑帮”身份视若无睹，自然不给我任何表达意见的机会。
时光匆匆，他们热议不已：高层决策者似乎并不愿意接纳我。此时，追捕者们似乎也陷入了沉思。终于，北京卫戍区对我采取了“监护”措施。我再度被安置于一处简陋的营房，监护工作转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起初，我对这里一无所知。直至有一次，通过一张购物发票，我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五棵松附近。在关押的日子里，我曾听到薄一波的声音。尽管我素来对声音的辨识能力极强，但此刻，我却无法再辨认出其他熟人的谈话声。
“这老家伙简直是在寻死，动不动就豁出命去拼，真是难以对付！”
1967年1月26日，我不幸遭遇了前列腺急性炎症的折磨，痛楚难当。在军营中，一名军医为我实施了尿道插管导尿手术，尽管手术过程痛苦异常，但遗憾的是并未收到预期的治疗效果。长此以往，显然不是长久之策。于是，我向中央文革的负责人陈伯达致信，详细描述了我的病情严重性，并恳请给予我住院治疗的机会。自此，我终于得以入住267医院。我的病房位于医院侧翼的一座平房内，据说那里是传染病房，但具体是否属实，我已不得而知。我所在的房间对外严格保密，严禁与外界人员接触。在那段时间里，我记得有一位同志，可能是刘少文，受命前来探望过我。
卫戍区的监护措施，实则旨在保障您的安全。起初，我对此说法存有疑虑，疑其不过是敷衍之辞。然而，随着对张闻天遭遇的了解，他因外界诸多造反组织的持续批斗而身心俱疲，竟主动提出了接受“监护”的请求。果然，这种“监护”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在交谈过程中，我亦要求他告知我的家人我的近况，他欣然应允。至三月，我的病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即将迎来出院的消息。
“你们在笑什么？有何企图？”
3月10日，我的住院治疗告一段落，监护地点转移到了玉渊潭周边，具体位置在八里庄附近一个名叫唐家庄的区域。我们的住所在一座小山坡之上，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不明确，看起来像是某个单位的管理物业。在这里，每位被监护的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居所，彼此之间保持着必要的隔离。跟随我一同来到北京的两位秘书已经返回了山西。我于是陷入了孤身一人的监禁状态，在这段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里。起初，负责在门外站岗的战士还会与我攀谈。这位战士来自冀鲁豫，我曾向他讲述过在那里参与游击战的经历，我们不时会有所交流。然而，不久之后，他也调离了。新来的哨兵似乎受到了特定的指示，既不进入屋内，也不与我交谈，只是通过门上的小孔，不停地进行着观察。
我居住的居所仅有区区9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其中仅有一张朴素的木板床，一张小巧的桌子和一把凳子。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即便是增添物品，亦难以找到容身之地。在这期间，我的秘书遵照我的指示，从山西将订阅的报纸和参考资料逐一邮寄至此。家人得知我身处卫戍区，亦通过专案组为我送来了衣物、食物和书籍。当然，我能够阅读到关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相关著作。有了书报为伴，我的生活变得充实许多。尽管居住环境局促，我依旧坚持每日散步和锻炼，以期维持身体健康。
再写《七律》一首。
七律 （纪实）
入狱无端事，却将囚室当书房。每日勤练楷书百字，深入研读经典篇章数章。粗茶淡饭亦偏爱，简床薄被亦觉温馨。更有余暇寻乐事，斗室之中亦欢畅。
三月时分，寒意仍旧浓烈，由于家中未配备暖气设备，我们不得不自行搭建炉火以驱散严寒。不过，所购买的煤炭质量不佳，其中掺杂了不少难以燃烧的煤矸石，这又增添了我们筛选的麻烦。对于炉火技艺娴熟者而言，这或许不是什么难题，然而对我而言，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我生于一个冬季无需煤炭供暖的故乡，即便家中储备了煤炭，也因经济所限而无法启用。因此，我常被困于烟雾弥漫的环境中，过着乌烟瘴气的生活。
四月春光璀璨，我偶瞥窗外，一株观赏桃树傲然独立，其上桃花争艳，红若炽焰，灿若云霞。可惜，美景难持，忽起狂风，花瓣随风纷飞，景象顿显凄凉。对此情境，不禁感慨良多，遂挥毫泼墨，作词一首。
桃花（借调蝶恋花）/枝头桃花绽放如织锦，/倏忽狂风骤起，吹散半数花影。/地上残留的红色花瓣虽令人惋惜，/却盼来年再赏新芽绽放。/世间万象变幻无常，/跌宕起伏，恰如急流奔腾不息。/天地巨变转瞬即至，/英雄豪杰亦可瞬间沦为罪人。
1967年的春末夏初，专案组与我进行了会面，并提出了撰写自传的要求，这份自传需简要而全面地记录我自幼年至当下的生平，且限定在两天内完成。我婉言回应：“恐怕难以做到，至少需要四五天到一周的时间，方能保证内容的完整与质量。”在他们的理解与宽容下，期限得以适当延长。最终，我在六月末至七月初完成了这份超过一万字的个人履历。在随后的斗争会上，我与同案犯们得以重逢。在众多受批斗者中，彭德怀年纪最为长长，我时常担心他难以承受压力，便不由自主地抬起头去关注他。然而，每当抬头，造反派监视人员便立刻将我的头猛然压低。如此反复多次，他们便指责我态度不老实。
总体而言，我亲身经历的斗争约有二十次，这一数字与彭德怀将军的经历相比，尚显稀少。总部、空军、海军以及众多兵种、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核心军事机构，都曾先后对我们发起了斗争。在斗争会上，彭德怀将军始终位于中央，而我与谭政则分立其两侧；张爱萍、杨勇则紧随其后；此外，王尚荣、肖向荣、刘志坚、刘震、吴克华、雷英夫、李聚奎、饶正锡等十余位同志，也时常出席并共同承受斗争的洗礼。廖汉生、苏振华或许也曾参与其中，但具体情形记忆已模糊，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得随意环顾四周，另一方面，除了我们几位主要斗争对象，其他陪斗人员往往有所变动。彭德怀将军因声名显赫，不仅在军队内部，甚至在地方上也受到了斗争的冲击。北航、北师大等高等学府以及地方其他机关亦纷纷对他进行了揪斗。军队举办的斗争会，历来未曾出现体罚现象。虽然听闻彭总曾遭受殴打，但那应该是在其他单位发生的个别事件。
“天气这么冷了，您怎么不穿上棉鞋呢？”彭总回答说：“棉鞋是有的，只是我没穿上。”他接着说：“别说话了，以免招来麻烦。”我深知彭总的处境比我更为艰难，他的性格又十分刚毅，承受这些屈辱和折磨更为不易。虽然我非常想了解他的更多情况，但又担心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最终只能选择缄口不问。
我入党时，能够证明我党员身份的同志均已在漫长的艰苦斗争中牺牲，仅剩一位介绍人生还，但他却表示不记得曾介绍我入党。
此人曾是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关键领导人之一。鉴于我入党过程的特殊性，我起初是与另一位同志先行联络特委，并在取得其同意后，方才邀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入党谈话环节，与我交流的是特委派来的同志，入党之后，特委亦直接与我保持沟通，因此我与第三师范介绍人的接触相对较少，也未参与到学校的组织活动中。他们或许对此有所遗忘，这亦是人之常情。然而，仅以此为由来判定我是一名假党员，实乃是对常识的忽视。专案组对我所陈述的事实视而不见，于三月对我采取了“逼、供、信”的策略，甚至动用了车轮战术，日夜不停地审讯，不允许我休息，试图强迫我屈服，承认自己为假党员。有时甚至使用殴打、辱骂等极端手段。
我加入党的行列已有四十余载，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若有人试图吹毛求疵，确实不乏可指摘之处。然而，这些人却对历史知之甚少，对旧社会缺乏理解，无法体会我们走过的艰辛历程。他们一味地纠缠不清，即便我已步入八十高龄，这样的困扰恐怕仍将持续。这种逼供式的做法，难免导致人言乱语，无辜者也将受到牵连。历史上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鉴于主席事务繁忙，我不得不将这封信转交给您，恳请您给予关注。这封信业已由傅崇碧同志代为转交。不久前得知，林彪同志已经收到了我的来信。
“好，既然你算是革命造反派，我骂你便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我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他们听后，觉得已初步占了上风，这才作罢，离开了。
次日，我得以享受一整日的闲暇时光。然而，到了第三日，他们如约而至，意图继续追查所谓的“假党员”事件，似乎打算沿用前日的调查手段。然而，此刻的我已胸有成竹，在他们尚未开口之际，便不慌不忙地说道：“各位无需急于一时。我有一项声明需要宣布。自你们对我开始逼供以来，所有我被迫撰写的检讨材料、供述以及被迫发表的言论，现正式宣布均属无效。从今往后，无论你们如何逼迫我说出或写下什么，一切都将视为无效。在此，我当着众人的面，郑重作出这一声明。”
若信件经您手中流转，恐怕难以抵达目的地。我对贵方存有微词，难道向你们的上级写信，就必须绕开你们这一层吗？值得庆幸的是，此次他们并未再使用逼供的方式。
“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吗？”我回应道：“我对一两句话有了自己的认识。”王组长感慨道：“你之所以获得党和国家的信赖，被赋予重任，关键在于你投身于革命事业。”这一观点我深以为然，完全接受。然而，对于其余的言论，我并未采纳，甚至一句都没能领会。
我方与彭德怀专案组均处于“二办”的领导下。大约在三月二十四日左右，原本负责“二办”事务的杨成武亦遭遇了困境。至于其具体问题与成因，我并不清楚，只知道杨成武亦随之失势。此事件对那些热衷于逼供的造反派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或许是目睹了人事更迭的变幻无常，他们的热情开始减退，甚至诱供的行为也变得不再那么积极。
自今日起，我将着手编纂一部详实的自传。经过数月的深思熟虑，专案组同仁们的情绪已逐渐平复；他们如今能够倾听并洞悉某些道理，不再面对问题时惊慌失措，胡乱应对。鉴于此，我决定在自传中增补一段未曾详述的往事。那是在大革命遭受挫折之后，出于生计的考量，我经同乡推荐，被迫踏入康泽掌管的某个机构，担任图书管理员的那段岁月。实际上，尽管这段经历并不长，我之前曾与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提起过。
此次专案组表现出极大的理性，深刻认识到调查工作应侧重于事实而非逼供。为此，他们特意派遣调查人员外出，对康泽与郑洞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究。康泽当时担任国民党陆军第二师政治训练处主任，而郑洞国则是该师的旅长。我在当地图书馆担任管理员已有数月，但他们对此事却一无所知，甚至对我的名字也毫无印象。尽管调查人员不遗余力地搜寻，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但依然一无所获，无人能够回忆起相关事件。然而，即便如此，我认为，尽管我曾当面向彭、滕二人正式提及此事，滕也曾经进行过调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乱年代的档案可能早已散失。在撰写自传之际，我理应将这段经历详实记录。
1968年8月，大约在26日左右，我们再度被转移至位于公主坟南侧的一处部队驻地平房。那里，我只记得彭德怀、罗瑞卿、谭政、王尚荣以及我本人同住一处。那里将原本的洗手间和浴室全部封闭，换成了在室外隐蔽角落挖掘的一个硕大的土坑，作为我们的厕所。即便是在严寒的冬夜，气温跌至零下十几度，我们也只得外出解决个人需求；而在雨雪交加的日子里，我们更是无处躲避，只能任凭风吹雨打。
此外，在搬迁过程中，我的词作《桃花》意外被人挖掘出来。看守人员怀疑我借此作品对时政进行讽刺，于是开始追查我所指的具体人物和事件。随后，我的笔、墨、纸张等写作工具均被强制收缴，我因此遭受了批判，并被勒令提交交代材料。既然已经下令写作，我便遵从指示，记录下了在1967年5月至12月这段时间里，我曾填写一首《蝶恋花》词，题为“桃花”。这首词表达了我对那段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持有的认知和情感。尽管这份检讨显然无法满足审查者的期望，但他们并未对这首词及交代材料进行深入的追查。而这首词作连同交代材料的原文，竟然意外地保留到了今天。
孩童们或是投身农场劳作，或是下乡参与集体插队，而我亦即将启程前往干校。自此，我将无法再给您写信或寄送物品，她特别叮嘱我务必照顾好身体。然而，这封信却意外地未能抵达我的手中。长久以来，我未能接到家人的音讯，心中不禁充满了疑惑，不知发生了何等变故，忧虑之情油然而生。
在这漫长的守候之中，我已走过了那段激烈的抗争岁月。此刻，我的情感仿佛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从曾经的炽热，蜕变为现在的沉郁。在这个阶段，我创作了两首词作，由于缺少纸笔，只能将它们深深地镌刻在心。其中如“卧榻听蝉声，彻夜难眠至晓”，“失散幼鸟何方寻”，“梦中哥哥老病态”等句，无不流露出我内心的孤独与凄凉，以及对亲人深切的怀念之情。
1970年，我仍被囚禁在牢笼之中。那年的冬季格外严寒，室内的温度低得几乎能让冰霜凝结，我的手臂因寒冷而疼痛不已。在这样的境遇下，我尝试了一种自我疗愈的法门——对疼痛部位进行深入的按摩，结果竟出人意料地有效。自那以后，我养成了定期自我按摩的习惯。在被解除监护之后，我拜访了几位老同志，并向他们推荐了这种自我按摩的方法。遗憾的是，愿意尝试的人并不多。尽管如此，我依然坚持着这种自我疗愈的传统。
在当前阶段，我多次遭受监管人员的蛮横对待和不恰当干预，并与他们发生了冲突。有一次，我与岗哨人员发生争执，导致管理人员接连出现。他们对我的不满似乎由来已久。一位管理人员指着我说：“你收敛点！你难道不明白自己的位置吗？”我反驳道：“我当然明白，我是一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愤怒到了极点，甚至有人试图对我动手，我也进行了自卫。虽然他们未能对我造成严重伤害，但最终感到挫败，之后便不再故意挑衅。从此，冲突事件得到了缓解。
我生平的处世哲学、人际交往和工作态度，始终秉持着温和与谨慎，未曾有过那样“直率”的表现。早年在新四军担任三师师长时，我有幸结识了著名经济理论家孙冶方同志。他后来曾评价我，认为我那时的形象颇似一位“儒将”。我自感汗颜，因为我的学识确实有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集中于精神层面的把握，而非系统性的深入探究；在其他领域，我也未曾有所专长。我只是想借此说明，在他人眼中，我或许是一个温文尔雅、理性谦逊的人。然而，面对那些蛮横无理之徒，我也不会一味地奉行“温、良、恭、俭、让”。那时的我，身处逆境，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反抗的力量和手段自然有限，但我终究没有放弃反抗的意志，有时甚至取得了一些成效。
1970年，家中传来喜讯，我得以与亲人重拾联系，那段充满艰辛的日子似乎终于迎来了转机。然而，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的爆发，使得监管人员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厕所和洗澡间对我们开放，暖气也变得更加温暖，尽管我们当时对此背后的原因一无所知。因感冒，我咳嗽不止，高烧不退，不得不入院治疗。躺在病床上，与哨兵的对话中，我才得知林彪叛国的重大变故。
1972年1月，广播传来了陈毅元帅仙逝的消息，这消息如晴天霹雳，让我深感震惊。陈毅元帅与朱德老总曾在湘南燃起起义的火焰，尽管那场起义并未取得胜利，但后来改编至井冈山，陈毅便成为了我心中无比敬仰的师长。在抗战时期，我从八路军转战至新四军，他又成为了我忠诚效命的军长。这位与我共事多年的老上司、老战友的离世，无论是从公谊还是私交的角度，都让我内心的悲痛难以言尽。然而，我连参加追悼会的资格都未曾获得，只能默默地在心中寄托哀思。不久之后，我又听闻刘少奇、贺龙、陶铸等同志在“文革”期间不幸离世，然而关于他们的详细情况，我一无所知。刘主席、贺元帅是我极为敬重的上级领导，而陶铸同志与我亦有着深厚的交情。他们如此突然地离世，让我倍感悲痛。
1972年二月，我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于是我得以出院，重返原先的监管区域。当时，与我一同接受监护的一众人员已被调往政治干校。我亦随行迁往，所伴随的连长态度甚是和善。抵达干校后，管理制度大体保持原状，但生活环境却有了显著的改善。校园中央设有宽敞的天井，监护人员可以在规定时段内自由漫步。我所分配的住房面积约为20平方米，空间宽敞，便于活动。此外，这所学校为楼房结构，配备了完善的卫生设施，厕所和沐浴设备一应俱全，生活品质相较以往有了显著提升。彭总、谭政与我相邻居住，偶尔还能听到李井泉向管理人员发泄情绪的声音。后来，班禅告诉我，他的住所也并不遥远。其余与我一同监管的人员大多不在该校，据传闻，彭真已被转移到其他地方，而万里则已服刑完毕，监护措施得以解除。这无疑是个令人欣喜的消息。
专案组会提前告知家属探视的具体时间。届时，家属需先将我送到部队驻地，然后在会议室耐心等待。稍后，他们将派遣专车接引家属前来。众人围坐在一张长桌旁，而会议室门口则设有另一套小巧的桌椅，由监护人员在此旁听。我尚能模糊回想起，那第一次的探视，是我老伴携带着我的两个女儿与幼子一同前来。随着时光流逝，细节已变得模糊不清。大女儿如今已是人母，1973年，她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外孙女。她曾带着小外孙女一同来访，那时孩子刚刚降临人世，安静地躺在柔软的小被子里，在长桌上悄然入睡。我们除了闲聊家常，更多的是围绕社会经济状况展开深入的交流，这是我最关心的话题。平日里，我在阅读报纸时，总会特别留意这方面的信息，并会仔细辨别信息的真伪。遗憾的是，家人对于此类知识的了解相当有限，接触面也颇为狭窄，对相关情况的理解并不全面。
1970年，我的妻子唐棣华所在的干校里，风传我已不幸离世。她偶然间听闻此消息，心中半信半疑，遂致信周恩来总理，提及长女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恳请能从山西取回我的一些遗物。总理亲自批示将信件转交于我，并允诺将物品转交家属，同时指示我向山西写信。正是如此，我得以在隔离两年之后，再次听闻家人的声音，而家人也得知我安然无恙。至此，得以与家人相见，我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宁静。
过去我对林彪的印象颇佳，认为他善于用兵，且能够接纳他认为正确的建议。然而，这次他背叛党和祖国，自我否定，我无需再说什么。
自1973至1974年，监管措施逐渐放宽，询问亦减少。1974年，我因病入住医院，意外发现彭总亦在此治疗。尽管同处一院，却因监护限制，未能互通音讯。我的病房外设有屏风，屏后有一军人在值班监管，推测彭总的情况也应相似。彭总不幸因癌症离世，我竟全然不知。得知此事后，又听闻他临终时，癌症之痛至极，竟将床单咬破。一代英豪，竟如此寂寥离世？生死固然常事，喜怒哀乐亦属寻常，然而彭德怀之死，实在令人深感痛心。再见的希望化为泡影，与故人永别矣。
"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坚强"这九个字，在干部中广泛传达。除"四人帮"及其死党之外，所有听闻传达的人士无不欢欣鼓舞。
1975年1月，前列腺炎突发急性，导致尿道完全堵塞，痛苦得让我在地上翻滚。专案组迅速将我送往301医院，然而这次医院却拒绝接收。无奈之下，我只得向家人写信求助，家人随即写信向邓小平同志求援。邓小平同志随即作出批示，我才得以顺利入住301医院接受治疗。住院一段时间后，病情逐渐有了改善。随后，唐棣华同志再次向邓小平同志呈递报告，请求解除对我的监护；若不能解除，也恳请能准许我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
随着夏日的脚步渐近，专案组的王组长与我商议，他们已草拟了一份文件，待我签署同意后，上报相关领导审批，即可顺利解除监护状态。
“中央决定解除对我的监护，并允许我返回山西，担任副省长一职。”我离开医院后，在招待所逗留了数日，便又返回了山西。
1975年的秋天，我初抵太原之际，省委曾有意安排我加入工作，并提出先在宾馆暂住几日，待妥善安排住处后，便迁入省领导的宿舍大院。然而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以我身体欠佳为由，建议我进行休养，认为市内环境不适宜居住，于是将我安排至晋祠的招待所。晋祠招待所宛如一座公园，非常适合疗养。实际上，这等于是拒绝了我参与工作的请求，我深知他们背后必有难以启齿的难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决定。
现情况已变。
自邓小平同志接任总理一职以来，全国民众对他抱以殷切期望。他果断施政，各行各业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这形势对“四人帮”集团而言，却愈发不利。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邓小平同志，甚至借助主席曾就《水浒传》发表的一些言论，将“投降派”的标签贴在邓小平同志身上，诬称他向党内“走资派”屈服，如同宋江篡位架空晁盖一般，企图架空毛主席的地位。
主席批宋江的话曾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接着就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小平又一次被整下台。主席指定华国锋为代总理。这时，我虽在野，但已撤销监护，有不少人来看我，既有老同志，也有年轻人，使我能听到很多消息和情况。对时局比以前明白得多。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的离世，让全国人民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之中。送葬之日，无数民众悲痛欲绝。自三月下旬至清明节，各界人士纷纷自发地汇聚于天安门广场，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他们攀爬纪念碑，吟唱诗歌，发表感言。在追思周总理的过程中，民众也公开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显露出对毛主席任用“四人帮”的强烈不满，同时坚定地支持邓小平，并满怀期望。民众的立场，显而易见。清明过后不久，“四人帮”便匆忙派人驱散了守候在场的群众，并撤走了所有的花圈、挽联、悼词和诗歌。即便远在晋祠，我也不断听闻这些消息。我为民众的觉醒感到欣慰，但同时也因毛主席、党的失误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而忧虑和痛心。毛主席一生倡导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然而在这件事上，他却失去了民心，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遗憾。
1976年，这一年沉浸在无尽的哀悼之中。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与世长辞之后，7月6日，朱德总司令亦撒手人寰。朱德总司令，我党卓越的军事领袖，尽管年事已高，但向来身体康健，我曾坚信他必能寿享百岁。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终究未能跨过1976年这一道门槛。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一代伟人，从此与世长辞。他去世前决定：由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四人帮"的野心又一次被主席所打破。主席晚年日子并不好过。他自己说：他一辈子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还没办完，结果如何，尚未可知。他的语气已经不那么信心十足了。
毛泽东主席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党和我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纵然在五十年代末期，他亦曾犯有过失误，然而，凭借党中央与全党同志的齐心协力，我们迅速得以纠正错误并弥补了损失。然而，在这场运动中，毛主席却显露出力不从心的迹象。过往，尽管群众运动偶尔显得过于激烈，但我们仍能及时调整方向，克服重重困难，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坚实的党组织力量。然而，“文化大革命”却严重地破坏并削弱了党的组织根基。“四人帮”这一团伙不仅未能成就任何事业，反而接连造成恶劣后果，根本无法指望。毛主席陷入了他自己制造的矛盾漩涡之中。
毛主席的逝世，使我心中涌现出无尽的哀愁。纵然自庐山会议以来，我遭受了不公正的指责，但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对毛主席的敬仰早已超越了个人恩怨的范畴。作为我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毛主席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创立，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他功勋卓著，成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者，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与爱戴。
遗憾的是，在主席晚年，他怀揣着迫切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与坚定捍卫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接连犯了错误。尽管这些失误在他晚年显得尤为严重，但后辈们依然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漫长的时间去弥补。至于主席所创立的伟大业绩，实乃举世无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毛泽东系统性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成为了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相较于马列主义的经典之作，毛主席的著作在理论层面既深刻又通俗易懂，对我们革命实践具有极大的指导价值。毛泽东的思想与著作，将永远是我党、我国的宝贵财富。当然，毛主席的思想与认识也受到其时代局限性的影响。毛泽东已经充分展现了他的卓越才能，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面对新时代、新实践和新探索，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他预见并解决所有问题。对于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思想、著作，我们应当给予公正的评价，这不仅是对历史真实的尊重，也有助于培养后世人才。
毛主席逝世之后，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英明领导下，经华国锋等同志的周密商议，中央迅速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成功将“四人帮”逮捕归案。这一行动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赞誉与激动。历经十年的祸国殃民，“四人帮”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邓小平同志再度执掌中央领导的重任。我有幸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重重困境中，党和国家开启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专业在线配资炒股查询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